查理・芒格(董事长兼CEO)：我的计划是先跟去年一样走完会议流程，然后谈谈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发现那么多的人去了奥马哈后又赶来帕萨迪纳，芒格感到很吃惊。他认为自己的观点人们听得很多了，但很显然，有人已经对他的话语“上瘾”了。威斯科现在的市值是20亿美元，当年他们开始回购股票的时候，市值仅2,000万美元。跟伯克希尔・哈撒韦相比，威斯科算是一家失败的公司，但和其他公司相比，威斯科看起来还行吧)。
储蓄和信贷业的破产率很高，威斯科是少数几家幸存下来的公司之一。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州储蓄和信贷业的伤亡如此惨重？这些机构依靠贷款和债务成本之间细微的息差生存。对于一家有点雄心的机构来说，依靠很细小的息差生存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一家机构决心每年使资产和利润都有10%-20%的增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努力将会使这家机构走向毁灭。竞争对手降低放贷的标准，你要么裁掉冗员(因为业务被抢而导致人员过剩)，要么也降低放贷的标准。这场恶性竞争使得整个行业走向毁灭。这就是所谓的希腊悲剧——虽然你预见到悲剧的来临，却怎么也逃不掉。如果不是政府出手拯救，整条华尔街都会灰飞烟灭。这场竞争导致资产质量恶化并使整个系统走向毁灭，这是一目了然的趋势。
必须对公众的看法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人类没能发展出一套体系来防止这场悲剧呢？事实上，在这场恶性竞争中，胆大的人变得富裕而强大，从而能买通政治家站在自己这一边，审计机构也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若深入思考这场危机，你会发现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曾处于某种状况的边缘，整个文明几乎陷入严重的困境中。二战后，我们放弃了过去愚蠢的做法。我们向我们的敌国投资，帮助敌国复苏。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决策，效果非常出色。一战后，我们没有帮助敌国，导致希特勒掌权。一战后所采取的政策显然是失败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金融上也采取像马歇尔计划那样聪明的行动呢？如果我们所有的精英，特别是那些学术界的精英全都辜负了我们，会怎么样？商学院课程中设有缺陷风险控制，最后连法学院也接受了这种理念——所有的东西都符合高斯分布。但这种理念是错的，尽管不少高智商的人在分析金融市场，为什么有的人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其他的聪明人则是昏招不断呢？有些昏招的根源来自我们社会的内在激励机制——大家都希望出名，希望能有支配权。怎样在众人皆醉的时候坚持当独醒的少数派呢？你必须对公众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在别人都失去自己的想法时，让自己不受影响。
还有谁让我们失望了？学术界认为多元化就是成功的秘诀。多元化可能是避免灾难的方法，但并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如果一个人的本领只限于避免灾难发生，此人称不上是个合格的导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将其称为de-worsification(这是将diversification(多元化)戏称为发音类似的de-worsification(避免恶化)，嘲笑多元化只能防守，不能进取——译者注)的原因所在。伯克希尔持有自己非常了解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地购买。贝塔系数或波动性的概念是愚蠢的，并非仅仅是坏的点子带来坏的结果，有时候好的点子若过度了，也会带来坏的结果。很显然，如果你持有的股票波动性很高，你每天的回报相应地也会有很大的波动。只有知道什么东西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以及为什么，你才能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对我们来说，高智商的商学院毕业生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只关注品格特质。商学院毕业生常常告诉我和沃伦，说他们在商学院里学到的知识都没用，他们很喜欢沃伦和芒格的思想。学校里只教他们简单的公式，可惜这些公式毫无用处。商学院没把关键的知识教授给学生，相反却教些没用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商学院对文明没有贡献。假如我掌管一所商学院，我会开设一门商学历史课，这样就会抢走各位专家研究领域中的案例，可能会产生很多学术上的摩擦。不过，我认为了解通用汽车为何崛起又为何衰亡是有好处的，我认为分析为什么铁路公司过去走上坡路，然后陷入苦苦的挣扎中，现在又成为较好的投资标的也很有用。很不幸，教学生贝塔系数很容易，我认为贝塔系数就是代数，你代入数值，就能算出答案。
我的一个朋友去一家学校上学，学校教他怎样用压榨供应商的方法来减少营运资本，教他用简单的代数来压榨供应商。虽然他在考试的时候计算出数值，但他告诉老师，这种方法是愚蠢的，他绝不会真的去使用——我们都希望能和供应商建立彼此信赖的伙伴关系。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而且很有成就——因为他拒绝了商学院的愚蠢。学生要独立思考，要学会质疑自己所学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基尔福德・葛雷塞(Gilford Glazer，芒格的一位老朋友)二战结束复员后，考上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但他父亲的小机械修理店需要人手，于是他要求推迟一年入学，以便帮助父亲。一年后，他联系哈佛大学商学院，请求再推迟一年。哈佛大学的人问他，去年的今天机械修理店有多少员工，他回答说50个。哈佛的人再问他，现在有多少员工。回答是900个。哈佛的人笑了，告诉他用不着来商学院读书了。现在哈佛再也不会这么做了，过去的哈佛人可能比现在的哈佛人更加明智。
基尔福德从战场上归来时，他的父亲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是一个通用的道理——要卖对顾客有好处的东西。他不想经营卡西诺赌场或者卖毒品，认为企业只应该做对顾客有好处的事情，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老葛雷塞的有道德的方法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竞争导致行为的过度。
资本配置流程无须和卡西诺赌场混在一起
查理又把话题转到了英式足球。英式足球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游戏，如果对方球队有一名选手非常出色，就很难赢他们。如果放任球员随心所欲，他们就会故意伤害那位出色的选手，因此足球裁判必须限制故意伤害。裁判是英式足球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政府对投资银行而言也应扮演这样的角色，你不能指望那些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人能够自我约束。不难理解，如果招募了这些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可能会导致过度进取，其道德标准自然会下降。有时候投资银行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雷曼是病态的，那些奸诈且疯狂到极点的银行人员发放抵押贷款，然后打包成证券，这些人的行为绝不是基尔福德的父亲推荐的做法。那些卖有损于顾客利益的东西的机构不会有好下场。让人担忧的是，大多数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认为是别人的错。当年希特勒穷途末路、躲在地堡里的时候，也觉得落到这个地步很惨，但他怪德国人民对领袖的追随还不够。
现在华尔街的想法有些类似。需要有一名裁判——政府以前没有当好抵押贷款发放机构的裁判。OFHEO(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办公室)有200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然而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两房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偿还能力，加上还有假账问题。两房问题的症结部分是因为两房的人希望得到花红。不管怎样，靠对这些经济实体说“你们请随便，反正我们有一个监管机构看着你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监管者可能由于是被指派的而充满惰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让我们失望，他们让麦道夫为所欲为，不过他们没发现麦道夫是因为的确很难发现。若要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能让这些人继续监管。我们应该减少允许的金融活动范围，应该限制高盛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曾这么做过，因为20年代出现了不幸的经济泡沫。当时出台了一部法律，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投资银行没有惹麻烦，甚至有点过度谨慎。
我们社会的资本配置流程无须和卡西诺赌场混在一起，商业银行应该和投资银行分开来。我们应该有商品市场，但不应该在银行里开设商品市场，不应该允许银行赌衍生品或者做农产品对冲。应该允许投资银行担任保险商，向顾客出售证券，在M&A(并购)中提供服务以及为对冲基金管理账目。有很多合法的业务可做，不会出丑闻，不会陷入麻烦，为什么他们还要去经营别的业务呢？芒格的确很支持缩小投资银行的经营范围，如果投资银行愿意，可以把那些业务拆分出去。摩根大通分拆摩根保证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之后，名声就很好。很不幸，除了芒格之外，没有人支持限制投行业务范围的观点。
芒格已经87岁高龄，能参加会议很不容易。他说，他的感觉很像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美国喜剧演员，精力充沛，一直演到去世，享年100岁——译者注)。据说，有人在伯恩斯生日时派4个女孩唱歌给他听，他就受不了。他说，其中一个女孩必须明天再回去。
需要有人扮演足球裁判的角色——但OFHEO是不能胜任的，应该立法规定不允许银行使用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存款来进行其他高风险的活动。如果没有正式的立法，雷曼兄弟银行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双倍下注掩盖了问题，会计报表被扭曲，如果你可以把资产负债表玩弄于股掌之中，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疯狂，这就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危险。
查理认为高盛是所有的银行中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一家，政府不应该对最好的银行下手。政府错误地卷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且政府的反应不恰当。他认为倘若没有这些东西(衍生品)，世界会更好。以前没有衍生品，世界就很好。
他知道一个打扑克牌的地方，在那里，赌局越复杂，优秀的牌手更容易赢笨蛋的钱。华尔街也是这种场所，现在大家都希望成为像芒格那样的投资者，而不希望成为工程师。当允许开设复杂赌局的时候，他们就会欺负缺乏经验的顾客。如果有人说要白送你钱，用不着听完就知道这是个骗子。这就是芒格的法则。韩国和墨西哥都因为买衍生品而受损，复杂的金融产品造成的损害非常巨大，创造这种产品欺诈自己的顾客是不对的。将来谁为刀俎，谁为鱼肉？你猜猜吧。
有些政治家必须下岗，让一些更有李光耀作风的人上台
我们可以从事很多活动，不至于陷入现在这样的金融困境。但这类活动的吸引力和既得利益太大了。会计师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现在有一种新的会计标准，资产到用时方恨少，衍生品账本上有很多4亿美元大小的黑洞。衍生品不同的交易方对同一衍生证券所作的估值差别巨大，那些虚假的会计账目就更不用说了。会计师的数学知识很好，但常识太差，高报资产和利润与低报资产和利润完全不是一回事。过度保守的风险是零，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资产增记，而不是减记，所以会计的行为也随之改变了。
当摩根银行决定随大流以留住交易员时，不得不放宽会计标准，这就导致他们进一步从事衍生品交易，会计账目变得很荒谬。在柜台交易市场(OTC)交易衍生品拥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你是唯一的做市商，而其他人想离场，就必须找你。而且定价也很神秘，银行的账本上有上千亿美元的不明衍生品交易，这就像会爆炸的氢气和氧气已经混合了，大家还继续在报表上计入利润，相信真的能得到这些利润。
有没有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那样的谨慎决定呢？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决定和班上最聪明的女生结婚，他们的儿子现在是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希望人民因为疟疾而死亡，所以抽干了所有的沼泽，毫不在意小鱼是不是会灭绝。他不喜欢毒品，他环顾世界，看别人是怎样解决毒品问题的，他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采用美国军方的政策，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你进行血检，若你的血液中有毒品，就要进监狱。假如有什么问题像癌症一样扩散，他就会用上帝的愤怒来对付它。他把一个没有资源、没有农业的国家，从零开始，转变成一个繁荣的国度。我们应该多学学新加坡模式。
文科学校痛恨李光耀，也痛恨新加坡不允许言论自由。但李光耀一次又一次地取得成功，甚至中国的领导人都去新加坡向李光耀取经。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很多方面，美国就是太过于宽松了，我们没有对可能造成问题的对象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若当时制止那些愚蠢的会计操作，这次危机就不会发生。
比如说安然。允许把不确定的衍生品所得提前计入利润是疯狂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更多的常识和知识去说不，永远都会有人做错误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对他们说不，还会继续出问题。会计师不仅会保持数字上的连贯性——实际上这毫无道理可言，而且他们还会遵循一些规则，盲目地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规则是根据银行业过去的经验制定的，在长期繁荣之后，银行的坏账准备金变成了零，而此时应该上升才对。我们应该抛弃旧的系统，找到说得通的新规则。为了得到连贯性，会计行业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说你在濒临破产时，因为债权人吓坏了，所以理论上你可以低价回购自己的债务，从而得到巨额的利润——当然，你得有现金才行。
美国的情况好似爱丽丝漫游仙境，会计报表中的疯狂怪事层出不穷，有些政治家必须下岗，让一些更有李光耀作风的人上台。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就在抱怨会计问题，他是唯一的一个，查理向他脱帽致敬，但是查理认为杰米的衍生品账本也应该被禁止，他不应该在一个合法的业务旁开设一间赌场。实际上，最近几年，一些银行真的变成了卡西诺赌场。“如果可以开设卡西诺赌场，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
至于卡西诺赌场，也许它们可以存在，但我们必须把赌场的数量减到最少。卡西诺赌场的经营很方便，没有库存，没有应收账款，就好像上帝赐给你印钞票的能力。真正的卡西诺赌场有巨大的资本支出和资产要求，但华尔街可以创造一个无需资本支出和资产要求的卡西诺赌场，我们中有几个人能够抵抗能自己印钞票的诱惑呢？
现在沃伦和芒格已经有信心进入以前没有信心进入的领域
有的人看到董事长86岁高龄了，很担心接班人问题。威斯科其实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它本来应该并入伯克希尔的。大家喜欢这家公司，将其视为一个俱乐部，因此把股价推得过高，导致巴菲特不愿买入。芒格和沃伦不愿意强迫那些股东为了现金而放弃股权，也不愿意为了任何原因增发伯克希尔的股票，所以本来无可避免的并购被推迟了。最后价格会变得合适，或者说会在伯克希尔的并购雷达上成为一个小光点，最终这家公司会被伯克希尔并购。从逻辑上说，这家公司没有未来。“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地方。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受欢迎过。”
伯克希尔模式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分散化管理，就差完全放弃对子公司的管理。伯克希尔在奥马哈有28名员工，但现金管理完全集中在奥马哈。伯克希尔允许下属企业买进对业务有帮助的东西，但大部分现金流向奥马哈，供巴菲特投资用。伯克希尔的集权和分权一样独具特色，伯克希尔不是一家总部集权的大型官僚机构，大家喜欢成员间彼此信任的小组工作。总而言之，极度的分散化是很好的，通常来说，分散管理利大于弊。伯克希尔因为集中管理资本而得到了很多价值，机会成本越低，决策越好，可以把资本配置到保险公司或者买进整家公司。芒格最近看到一家中国公司，他当即拒绝投资这家公司。因为他知道沃伦更为喜欢比亚迪，所以与其投资别的中国公司，不如多买比亚迪。伯克希尔总部考虑机会成本，使得其资本配置更加出色。
有人问芒格，你怎么了？你现在正在买进科技公司。比亚迪和伊斯卡就是最好的例子。最近，查理和沃伦对高科技很是着迷，他们更喜欢店面和品牌，不喜欢默克或通用电气，他们现在的投资风格和过去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要投资这些公司？过去不投资科技公司是因为过去他们没有能力投资此类公司。现在因为他们开发了其他的模式，所以才会出现改变。你的脑子里应该多准备一些模式，芒格的脑袋里就有一个北美狗鱼模式——有些企业好比北美狗鱼，杀进傻乎乎的鲑鱼群，好像铁木真一样横扫过去。好市多和沃尔玛就是这种狗鱼式的公司，这些公司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其模式和体系。
芒格以前绝不会买三星，因为三星一直在科技前沿冲浪。以柯达为例，柯达拥有最聪明的员工和最好的专利，但现在的柯达已经病恹恹了。施乐复印机如何？这家公司拥有优秀的员工和工程师，但照样几乎倒闭。假如你是高科技公司，如果出现了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新科技，你就输了(比尔・盖茨之言)。因为存在这个威胁，所以过去芒格远离科技板块。现在他们进入了科技板块，因为有些公司的模式非常强劲，他们预测这些公司会取得成功且能继续成长。如果一个人宣称自己能把800磅的重物举过头顶，大家可能会嘲笑他说大话。但如果你看到他一次又一次举重成功，你就会开始相信他。这就是比亚迪的情况，比亚迪创造了奇迹，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奇迹。
现在沃伦和芒格已经有信心进入以前没有信心进入的领域，很显然，他们以后不会非常频繁地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像比亚迪这样的公司并不多，他们不希望成为新的南加利福尼亚州的Klenier Perkins(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译者注)。芒格其实很讨厌风险投资业，当你对像比亚迪这样的企业下注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在对比亚迪下注，其实是在下注赌某样东西即将会被证实。观察一家企业解决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更廉价的太阳能和性能更佳的电池是圣杯，为中国人民大量生产更好的汽车是圣杯，大气污染严重的地区急需电动汽车。每一所大学、每一家能源公司都在努力开发这些技术。为什么一群中国人能在这方面领先呢？因为他们有独一无二的人和独一无二的文化，中国的工程师比其他国家的工程师更加努力。芒格认为比亚迪会胜出，比亚迪的成功会帮助整个人类。为了解决能源问题和污染问题，我们必须更多地利用太阳能，这就需要更好的电池技术。尽管芒格平时开的是奔驰Mercedes 500，但最近他开过比亚迪的车。因为电池的缘故，这辆比亚迪车比奔驰车要重一点。芒格预期将来会出现完全靠电池驱动的奔驰车。
奔驰最近和比亚迪签署了合作协议。为什么呢？因为奔驰测试了比亚迪的电池，他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未来，也看到比亚迪的电池是行得通的。刘备已经遇到了孔明。如果芒格足够长寿的话，他将会有机会驾驶用电池驱动的奔驰。他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投资科技公司，更何况他和沃伦就是靠遵循老模式才发家的，老模式很安全，虽然投资比亚迪偏离了他赖以致富的老模式，但芒格认为他在比亚迪上的投资是正确的。尽管芒格已经86岁了，他还是能学习新东西的。
问题1：关于华尔街，问题是不是在于银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激励机制被扭曲了呢？监管者的报酬和银行家的报酬可谓天上地下，如果公务员离开政府部门之后为私人企业服务怎么办？应该禁止这种行为吗？
芒格认为华尔街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是个大问题，新加坡的李光耀决定通过高薪养廉来解决此事。不过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腐败，而是政府的认识力不足。
问题2：T2 Partners公司的惠特尼・蒂尔森(Whitney Tilson)问：最近，吉米・凯恩(Jimmy Cayne)和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在国会作证说，他们当时不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拯救贝尔斯登。我们是否应该举行这样的国会听证会？
如果你把某人拖去国会，只要有一点点自尊剩下来，那人肯定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国会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国会疯了，现在国会想把别人也拖下水，就好比狗在起居室惹事后，放它来嗅探。有人甚至干脆推说自己不记得了。
问题3：冬青基金(Wintergreen Fund)的大卫・温特斯(David Winters)问：你预期伯克希尔的保险费将在什么时候上涨并产生更多的浮存金？
可能浮存金不会有很大的增加，甚至可能会下降。很难在当前的水平上进一步增加浮存金。过去出现了一些奇迹，而且有很好的制度可以增加浮存金，不过将来不大可能会继续增加了。
问题4：美国应该回到基本的原则上去吗？危机并没有迫使我们回到基本的原则上，我们忽视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大家似乎忘记了这两者的重要性。
现在美国面对的麻烦当然比以前多，有一些力量很难把握，看起来我们的教育改革似乎难以奏效(虽然如此，但他并不过度悲观)。有人问芒格，你怎么会对加利福尼亚州州议会满意的呢？彼此憎恨的双方都有些傻瓜在内。不错，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很好的气候，而且有亚洲移民流入。当你因为一个麻烦备受折磨的时候，你其实正走在纠正错误的路上。让大家那么头疼的州政府破产的事情，对芒格来说是一缕阳光。我们需要一些失败来唤醒自己，也许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尽管某些人觉得像世界末日。“我希望我是对的。”
问题5：你是怎样培育和形成伯克希尔式的性格的？
问得好。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失败？大多数人不理解主要的模式。你看东德，曾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最优秀的500万人离开了祖国，本领最差的1,700万人留在故土，即使是德国那样出色的国家也被毁了。美国的城市也是如此，假如最优秀的人都走了，问题就不容易被解决。假如得了脑癌，就无药可医，只能采取措施，防止病情走向无可救药。现在整个东欧都面临东德的问题，你不应该责备希腊的政治家，他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问题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最好直面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多加思考，就能更好地处理复杂的体系。李光耀深思熟虑，他不会被困难吓退。富裕和贫困都能摧毁我们的下一代。查理推荐更理性、更强硬的措施——一盎司预防措施的价值可不等于一磅的亡羊补牢，一盎司预防措施的价值常常抵得上一吨的亡羊补牢。
问题6：美国需要智能电网吗？对于伯林顿北方铁路公司(BNSF)而言，可不可以用巨大的铁路资源来打造电网？这样是不是对伯克希尔的股东有利？
芒格从没听说过这个建议，不过他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因为现在正是沿着铁路来布置管线。芒格认为电网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无法想象BNSF的铁路网布满电力铁塔的模样。“你就认为我是怀疑论者吧，我看不到任何铁路网和电网协同的可能性。”
问题7(a)：比亚迪的领导人非常明智，如果他不在了会怎样？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风险，沃伦也存在这个风险，查理已经习惯于应对这种风险(查理请王传福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他的身体是不是强健)。比亚迪实际上已经把总部转移到洛杉矶市区，这是一个好信号，因为洛杉矶没有沾染华尔街的习气。
问题7(b)：你怎样保持工程师的良好心态而不陷入黑暗面(过于依赖数字和公式)？
根据分析，比亚迪是一家庞大的企业，但分析僵化(因为管理上可资参考的资讯太多而在决策上优柔寡断——译者注)的程度很小，他们决意保持理性，并不喜欢犹豫不决。比亚迪的企业文化和那些分析僵化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很不幸，印度其实应该学新加坡，却照搬了美国最不好的东西。
问题8：在和巴菲特的相处中，巴菲特对查理有何教益(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年会时说芒格教会自己投资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好处)？
巴菲特总是对同事持支持和欣赏的态度，而且常常说同事的好话。巴菲特过奖了。芒格认为巴菲特其实早就懂得可持续性竞争优势，他可不需要自己来教。虽然他们其实挺傻的，但业绩还真不错。“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来参加年会的原因，因为你们认为有希望超越我们。”
国际象棋选手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来见芒格，他对芒格很赞赏。芒格说，他肯定没有沃尔夫优秀，芒格只是进入了一个没有竞争或者竞争很弱的行业而已，而沃尔夫所在行业的竞争可是最激烈的(沃尔夫能蒙上双眼同时和6个选手下棋)。
问题9：在你投资的时候，怎样决定投资规模？你使用凯利公式吗？
芒格说，他们不会使用任何会计公式来决定投资的规模。凯利公式只是在你不断重复投资的情况下有效，因为他们很少出手，所以这个公式不适用。凯利公式在赌博中行得通，但对他们这种风格的投资无效。凯利公式是一个正确的公式，但只针对某些类型。
问题10：关于对BNSF的并购，是不是正在对管理层设置激励制度来提升利润率(使之追上竞争对手的利润率)？
芒格说，他们认为完全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将会让CEO马特・罗斯(Matt Ross)全权处理。“我们很乐意把利润率问题留给马特去操心。”
问题11：在芒格和巴菲特正式合伙之前，他们是不是曾分享过想法？
芒格一直都有人可以讨论投资，就算爱因斯坦也不是独行侠，不过他从不参加大型会议。任何人都需要交流的伙伴，他有很多伙伴可以交流，他只需要一位夫人和很少的几位朋友，至少在处理复杂的智力问题时是这样的。
问题12：经济过度增长最后导致经济崩溃，他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当然没有。我们认为经济过度增长好比是潜水员的通气口(意即经济过度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这样对自己说：“我需要这个，我想要这个，我应该拥有这个。”有些人无法摆脱这样的思路。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系统进行足够的改变，我们还会遇见以前曾遇到过的那种大麻烦。
问题13：你对央行的行为特别是印钞票和修改保证金标准怎么看？
希腊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欧盟成立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希腊型的问题是一个风险。这个问题这么久才暴露，真是很令人惊讶。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不管遭遇多少艰难，欧盟都不愿意拯救借钱太多出娄子的成员国。欧盟成员国破产是很糟糕的，过去，爱尔兰在福利上沾了欧盟的光，然后爱尔兰遇到了大问题，欧盟替爱尔兰摆平了。这样做正反都有严重的问题，而且都很棘手。芒格很高兴他不用操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未雨绸缪才是王道，聪明人消灭大麻烦于萌芽状态。那些政府官员得过且过，希望上帝能赐予一个解决方案，于是问题不可避免地恶化了。
问题14：你向你所欣赏的人学习，我们应该学习谁？
伯克希尔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在伯克希尔的一次会议上，伯克希尔的一群经理人说，他们的成功源于遵循了80/20规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好的20%的顾客上。不过，接下来发言的经理所管理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利润，这个人专注的却是世界上最差的20%的顾客。如果你足够聪明，就能在别人不要的东西中找到金矿。
问题15：提问人有意投资伯克希尔，但担心接班人问题。
就芒格自己而言，他有很多资产在伯克希尔的股票里，他认为在他和巴菲特去世后，伯克希尔依旧会是一家好企业，且能保持好多年。他认为伯克希尔的企业文化令人羡慕，且旗下的企业都是好企业。很少有企业被打造成这样的状态——高层管理层并不需要很多才华就能管理好企业。伯克希尔的走势很好，而且企业文化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问题16：你怎样构建自己的投资能力圈？
不要去强手如林的地方，不要去研究默克和辉瑞的药品系列，分析那些无效率的领域，应该分析你有优势且关注的人不多的股票，关注竞争程度低的领域。
问题17：思维格栅和跨学科的思路非常有用。提问者声称，他在使用思维格栅和跨学科思路时遇到了困难，意思是说他使用这些思维框架后思维变迟钝了。这可以解决吗，可以加速他的思路吗？
查理天生就是格栅思维的人，他一直都有好奇心。把学习当成娱乐而不是工作，这会为你带来优势。如果你有与他相近的特质，自然而然可以采取思维格栅和跨学科思路，如果你的特质和他不一样，就必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思维方式。
问题18：为什么这一次危机(上一次危机没有这一次的规模大)中，政府不得不介入拯救金融系统呢？
因为这一次危机严重得多，而且银行像保龄球瓶那样往下倒。当时出现恶性循环，而且局势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就会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意识到必须快速采取行动。英国的做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干预银行，这种方法比原来的TARP(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更好。美国领导人很出色(挑选了汉克・保尔森担任财政部长)，而且他表现得很好。这次的局势很危险。
问题19：你可以谈谈威斯科总部旁边的公寓开发的情况吗？
查理感谢这位提问人刮他的鼻子，提醒他的一个财务错误，忠言逆耳利于行。芒格曾决定用帮助支付能力强的人移居帕萨迪纳的方式来为社会作贡献，他投资了很多钱。尽管市场不景气，还是以稍稍亏本的价格向有支付能力的人出售公寓。他们卖房给好人，这些人行为良好，将来会继续行为良好。这些公寓都会升值，以后的售价会超出买房人买入时的房价。等房主把这些公寓转手的时候，会有很多看涨的人抢着买。这对买房人而言是好事，不过威斯科亏了。
问题20：加州理工大学有很大比例的学生毕业后进入金融行业，这可能不是坏事，也许某一天执掌这家公司的人就是加州理工的学生。查理对此怎么看？
随便哪个加州理工的毕业生都可能比迪克・富尔德(Dick Fuld，雷曼兄弟银行的前任CEO)做得更好。但我们的工程师改行进入金融行业掘金是个问题，他们应该去设计炼油厂，他们能比富尔德做得更好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金融行业谋生。
问题21：你能否谈谈保险市场的情况？
一般而言，P&C(财产和伤害保险)业务很艰难。美国债台高筑产生了一些问题，导致保险业务量很难维持现状，保险商会受到冲击。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目标，除非你想买的是伯克希尔，伯克希尔很强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挣钱。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P&C不是一个好的业务，更何况这个业务还存在很多决策上的错误，容易导致保险费定价过低或储备金不足，很难指望P&C公司的高层能英明决策。再保险业务中的困难甚至更大。
问题22：怎么看BNSF的潜在回报？最近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好书？
伯克希尔因为资本的机会成本而并购BNSF，资金回报率很低，这桩交易对伯克希尔的股东有利。虽然对BNSF的股东更有利，但这并不构成否决这桩交易的理由。BNSF的CEO马特・罗斯是伯克希尔的一大收获，他年富力强且很明智。伯克希尔并不预测精确的回报值，希望在买进股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获得10%的税前回报，但这并不是一个死板的要求。在目前的环境下，税前回报率可能不到10%，现在这段时间可不是什么欢乐的好时光，利率很低是股票涨幅如此之高的一个原因。现在的世界可没诱人到让各位流口水，这个世界很艰难，曾出现过一段可以买到便宜东西的短暂时光。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生活并不容易。至于买进这只股票后得到10%的回报的判断，我们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至于书，所有关于大萧条的书都很有趣。芒格喜欢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的故事，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像保尔森那样的投资家。这其实对美国不利，会导致大家都去投资衍生品。保尔森是个好人，但他可没带来积极的影响。芒格说，他的一生就是如此，他觉得他是在补偿过去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希望能找到顺心的职位并出色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