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30, 2008
豆豆之五——肺炎记
初夏深夜的北京,还有些凉。到了儿研所,来看急诊的孩子很多,但豆豆算是最小的。一连串的手续办完,到了大夫面前,大夫听听看看,都不错,又看了嗓子,没有发炎。当时我就有点担心,嗓子没发炎还咳嗽,有可能就是气管或者肺了。大夫让拍个片子,一家人到了X光检查室,豆豆妈带着豆豆进去了。很快,出来了,一看豆豆妈就是哭过。检验单上写得很清楚:少许肺炎。那个时候,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很乱。然后,又验血,白细胞正常。大夫看过后,开了处方,输液,每天两次。
小孩子输液都是在头上扎,一针下去,豆豆第一次哭出了眼泪。母子连心,豆豆妈在旁边,满脸泪水。凌晨4点,回到了家,一夜没睡。下午2点,再出发去医院输液。这样难捱的日子,共5天。每天深夜3点,开车走在长安街上,整个世界静悄悄的。第6天,挂了一个专家号,老太太态度非常好,看了之后说不用再输液了,再吃几天药就好了。直道这个时候,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那几天,豆豆妈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人明显消瘦了许多。那几天,我凌晨从医院回到家,再开车到公司,蜷在车里睡1个小时继续上班。那几天,豆豆的姥姥几乎没有睡觉,还要干许多家务。那几天,看到许多外地的父母,为了来看专家,背着行囊坐火车来到北京,睡在儿研所的走廊里,终于挂上一个专家号,但却是短短几分钟的门诊。
自己小时候,生病的日子,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吧。可怜天下父母心。希望天下的孩子都平平安安,希望天下的儿女都孝敬父母。
豆豆之四——起名记
好些天没写博了,赶快补上。这些日子之所以没写,是因为有许多许多事。好像理由不太充分,应该改这么说:这些日子应该写博,因为有许多许多事。
先说豆豆吧,困扰了我一个多月的名字终于定下来了。虽然不是最优方案,但也算个次优方案了,可能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最优,所以人要知足常乐。这名字起得真不容易。用微软拼音输入法,我从a、ai、an开始,一直到zui、zun、zuo,把所有汉字先筛选了一遍,挑出一些适合作为名字的字,再把这些字放到康熙字典里,查了笔画、吉凶、涵义以及五行。按五行归类后,就开始排列组合。数学里面有两个东西比较有威力,一个是幂,一个是排列。这个排列真是搞得我头大。千挑万选后,终于遴选出两个名字,请示相关领导后,一个名字终于诞生了!
第二天,办出生证明。第八天,上户口,到各个地方盖了无数个章,终于,豆豆有了自己的户口页和自己的身份证号。我和老婆被相关人员连哄带骗,自豪地拥有了一个红本本——《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Tuesday, June 10, 2008
救灾 政府 媒体
救灾,我们做得再多也不够。新浪四川汶川强烈地震滚动新闻中,出现了刘义昆写的这篇文章。这句话说得最朴素,最实在。在天灾面前,远在北京的我们能做些什么?除了捐款,除了关注,我们的力量真的不够,再多也不够。
这是6月10日写的:
《财经》2008年第03期,总第204期,主文章是《冰封中国》。
《财经》2008年第10期,总第211期,主文章是《还原胶济线劫难》。
《财经》2008年第11期,总第212期,主文章是《震撼中国》。
《财经》2008年第12期,总第213期,主文章是《校舍忧思录》。
《财经》是我最钟爱的杂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不太喜欢看这本杂志,是因为这本杂志名为《财经》,但关注很多财经之外的事情,显得不那么纯粹。从07年起,我又逐渐喜欢上了这本杂志,因为这本杂志少有地显示出了媒体的独立,即使只是那么一点点。
这次地震,政府迅速行动,总理坐镇一线,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但是,你听到哪怕一点点不同的声音了吗?或许有,但更多是没有。《财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名当地干部私下对记者说,尽管有温总理亲自坐镇抗震救灾第一线,但应急机制还是启动太慢,“一些生命,就这样被耽误了。””
2003年,SARS暴发初期,政府隐瞒病情,导致防疫措施不力,《财经》杂志引用吴敬琏的文章,对政府提出了犀利的批评。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这是我在公开媒体上看到的对政府最为严厉的批评。
大灾大难面前,通过自身资源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与政府的救灾工作相配合,这是媒体的本分。但是,灾后反思中,媒体不应该一味地歌功颂德,而应该发出各种真实的声音,包括批评。因为,抗灾救灾,这本来就是政府的本分,媒体应该去真实记录,但没有必要去歌颂和赞扬。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有时候,执政者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突然想起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送给《财经》,向《财经》坚守自己的本分致敬。
Friday, May 16, 2008
雨打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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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5月16日。我走出了校门,踏歌来到北京一家公司实习,开始了我正式的职业生涯。
2004年5月16日。倏忽间三载已逝,真切感受到何谓白驹过隙。三年的时光,懵懂而过,伸手,却是空空。在自己的专业摸爬滚打,学到了些许,也承蒙领导错爱,给予了些许认可…… 但不知何故,自己却总不能满意,遥想当年斑斓的梦想,经过三年的打拚,却愈发显得遥远。
记得《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话:体制化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排斥它,后来你习惯他,直到最后你离不开它。这是绝对的真理。自己现在就处在习惯的边缘。2004年初,财务部在外封闭决算之后,我着手做1月份的财务分析报告,突然有一种感觉像潮水般迎面而来,几乎将我击垮。这种感觉便是重复。2003年初,我被调至总部财务,初步搭建起财务分析的构架,并对自己的成果颇为欣赏,一年过去了,我却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正虎视眈眈,随时会将我的锋芒吞噬殆尽。于是在一念间,我产生了反抗的念头,并刻意地将其强化、强化、继续强化,直至将其转化为行动。我准备考研——不是为了拿到什么学位,是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挣脱体制的束缚。
天生就喜欢雨,从小到大头脑里总有一个镜头始终萦绕:夏日的雨夜,与好友在昏黄的烛光下,或把酒、或把茶,看着窗外随着雨点泛着亮光的芭蕉叶,倾听雨声沙沙…… 我生在北方,长在北方,未曾见过芭蕉叶,但就是有这种奇异的景象。思来想去,感觉和李商隐的那首《夜雨寄北》有些关系: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或许是总把巴蜀的巴理解成芭蕉的芭了。
每每雨夜,关上灯就能看到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从上高一的那一天起,我就偏离了自己应遵循的轨道,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可能这一切没有对错,但总觉得失落。从那一天到现在,我付出了很多,得到了很少。如果豁达一些,不太在乎得失,快乐就行,但我也不快乐,至少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快乐,没有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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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12, 2008
豆豆之三——翻黄历记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些事情,如果你非常非常在意的话,那就很难决策。豆豆快过满月了,我这当爹的还没给他想好名字。以前总觉得起名字是小菜一碟,现在才发现远非那么简单,原因就是太在意了。翻黄历,翻字典,查网页,冥思苦想,这几天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虽说自己不是太在意那些虚无的东西,但是既然查了黄历,还是考虑到为好。没办法,庸人就是庸人。
这几年接触了些许人,觉得台湾人名字起得最好,这是因为台湾的教育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不像大陆,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掉了。名字起得最天马行空的是广东福建人,这里的人们最现实,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终于打拼出一片天地来,可能就压根没怎么想过名字有什么意义。名字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文化,即有地域的特征,也有时代的特征,时空交错,文化便沉淀下来。
Saturday, May 10, 2008
Wednesday, April 30, 2008
豆豆之一——大事记
豆豆这个新生命,最初是由两个细胞结合而成,其中一个细胞被称为卵子。根据突击学到的那一点点可怜巴巴的医学知识,我知道这个卵子在豆豆妈还是个胚胎时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个细胞已经和豆豆他妈一起存在了28年+10个月了,生命真是神奇。至于被称做精子的那个细胞,因为我的医学知识实在可怜,目前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就存在的。
对于豆豆的到来,并不完全是计划中的。当初我和豆豆妈只是说想要个孩子,但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准备。2007年8月的某一天,早上起来上班前,豆豆妈觉得有些不对劲,就用一种高科技的东西测了一下,好像中奖了。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怀疑这种高科技的东西。下午请假,和豆豆妈去和平里医院检查,被明确告知中奖。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怀疑这家不太知名的医院。傍晚,赶赴北京妇产医院,被告知今天的号在中午就挂完了,只好回家。说是怀疑,其实只是没做好准备而已。心理上的事情,需要时间,过了两天,我们就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最初的两三个月里,豆豆妈身体不是很好,加上工作极度劳累,有些先兆流产的迹象,全家人都在担心,除了父母外,婆婆也专程赶来照顾。为了更好的照顾豆豆妈,9月底,我把一辆明锐开回了家。
说来奇怪,三个月过去后,豆豆妈身体好得不得了,没有任何孕期反应,食欲大增,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其间做了几次B超,显示豆豆发育不错,总是比正常孕周大几天。看着一次次的B超检查单,豆豆从一个小小的胎芽逐渐长大,慢慢看出了轮廓。每当在看B超单时,总会有种无名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培育的小生命,他(她)就要来了。
豆豆的爷爷很想要一个孙子,豆豆妈也想要一个儿子,其他人都说生男生女都一样。据我几乎从未失手的判断,这次会生个女孩。一直到我坐在北京妇产医院手术室门外的时候,我还觉得应该是个女孩。
孕八个月的时候,豆豆妈请假在家休息,为了顺产,豆豆妈每天从家走路两个小时到妇产医院,听完课后再从妇产医院走路两个小时到家。但即使如此,豆豆还是长得飞快,生产之前的最后一次B超显示,豆豆的脑袋不小,大夫建议剖腹产。我们都不太甘心,要是早知道剖腹产,豆豆妈还整天走四个小时干嘛,而且,我们真的很希望能顺产,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完全接受了著名的北京妇产医院的理念。为了寻求那一点点的顺产的可能,我们找了北京妇产医院乃至北京市乃至全国最好的大夫,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毫无商量的:剖腹产。
就算我们的胆子再大,也不能不听医生的。
4月17日,豆豆妈办理了住院手续,没想到当即被限制自由,不准再出去。
4月18日,上午,静静地等待。
13:00,继续静静地等待。
14:00,继续静静地等待。
14:20,护士推着轮椅到病房,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14:25,豆豆妈进入12层的手术室,看起来状态不错。
14:30,医生让我签了麻醉确认书。
14:35,一名产妇被推了出来,痛苦异常,脚边躺着一个小家伙,是个男孩。
14:40,我盯着眼前的电梯上上下下,紧张而又茫然。
14:45,又一名产妇被推了出来,很平静的样子,脚边躺着一个小家伙,是个男孩。孩子的爷爷说,男孩就是个装点门面的,女孩才是最贴心的。孩子的爸爸开心地合不拢嘴,居然忘记了护士小姐跟他说的孩子的重量。
14:50,我看这位年轻的爸爸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孩子几斤几两,就告诉他,你家孩子3400克,6斤8两。这个年轻爸爸连忙说谢谢谢谢。我想,这小伙子还毛毛躁躁的,就当爸爸了。
14:55,我继续盯着眼前的电梯上上下下,紧张而又茫然。
15:00,我仍然盯着眼前的电梯上上下下,紧张而又茫然,心里盘算着,再过半个小时,应该差不多了吧。
15:05,
“***家属在吗?”
“……?……?……在!”
“过来看一下孩子。”
赶快跑过去,小家伙躺在小推车里,粉嫩粉嫩的,不哭不闹。
“14:54分出生的,重4020克,身长52厘米。大人小孩都挺好的。”
“哦,男孩女孩?”
“男孩。在这里签个字,签完后出去在门口等着。”
“哦,好。”
那一刻的心情真的难以描述,很意外,很激动,很开心……
手术室门口,一群人围了上来,“男孩女孩?多重?”我故作镇定,不能像那个毛毛躁躁的爸爸,“男孩,8斤4两。”然后又打电话给岳父岳母、爸妈姐,再发短信给关心我们的朋友们。
15:10,豆豆妈被推了出来,身上盖着深绿色的被子。赶快走过去,问豆豆妈怎么样,豆豆妈点点头,还好。不过,能看出来,消耗了很大的元气。豆豆妈的脚边,躺着刚才看过的豆豆。赶快给母子拍照,记录下这不平凡的一刻。电梯里,主刀大夫说,这孩子脑袋大,比他爸脑袋大。大夫看起来有些疲惫,我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从心底感谢她。
15:15,豆豆妈被送进病房,卧床休息。
晚上,豆豆妈告诉我,豆豆的体重是4020克8斤4钱,不是4200克8斤4两。
豆豆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身边。从这一刻开始,我当爸爸了,虽然和那位新爸爸一样,毛毛躁躁的。
Tuesday, April 29, 2008
Tuesday, April 15, 2008
大国崛起要具备怎样的胸襟
看完这篇文章,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令人骄傲的大唐盛世。当然,我没有生活在大唐盛世,对那个时代的概念只停留在对历史的描述。高中时学的中国古代史,在1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很模糊了,所以,上网搜到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选修)《中国古代史》全一册第四章第八节中的一句话: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光照四邻,这时候文化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国家统一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其次,隋唐尤其是唐朝的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第三,国内各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中国和亚洲、欧洲以至非洲都有频繁的往来,文化上的易吸收外来的优秀成分……
当年教科书中的描述和上面这段话很相似,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仅仅记得这个片段:……开放的、兼收并蓄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中国要复兴,要崛起,要具备怎样的胸襟呢?这篇文章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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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圣火”见闻与随想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8448&pos=RELATED_STORIES&pa1=2&loc=STORY
中国留学生吴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4月7日 星期一
昨天,对身在伦敦的中国人而言是不寻常的一天。四月的天空,飘起雪花,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来到了伦敦。历时8个多小时,近50公里的路线,80名火炬手,跑步外加4种交通工具,是此次奥运圣火海外传递中路线最长、最复杂的一站。
到英国来留学已经半年多了,第一次,我在伦敦见到这么多面五星红旗,见到这么同胞聚在一起,听到这么多人同时为中国欢呼。同样也是第一次,我亲眼目睹了如此巨大的反对中国,反对北京奥运的声浪。
除了看热闹的过客,人群鲜明地分成两个阵营,一类是手摇五星红旗,为火炬手欢呼的队伍,他们之中不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居住在英国的华侨华人,最多的声音是“一个中国”(One China);另一类,是高喊各种抗议口号的示威者,他们之中,除了一些藏人,更多的是操着各种英语口音的西方人,最多声音是“西藏自由”(Free Tibet)。
游行的总人数不得而知,有报道称超过10万。就我所到之处,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毫不过分。在我身处的白厅(Whitehall)大街,支持与反对的阵营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当然,我也从BBC的现场直播中看到,在中国城和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支持的声音占了绝大多数。在诺丁山(Notting Hill),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Bloomsbury广场,在舰队街(Fleet St.),反对的声浪则占据了主流。抗议的人群一度挡住了火炬传递的去路。
3月以来,关于西藏的报道经常出现在英国媒体上,对今天的抗议,我是有预期的。但是,当听到抗议的人群齐声高喊“中国的耻辱”(Shame on China)时,我还是被震惊了。我想,也许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真的离现实太遥远了。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人们还是有着太多不同的梦想。
但是,我仍然相信北京可以举办一次成功的奥运会。眼前的所见所闻,没有动摇这一点,反而让我更加坚定。只有鲜花和掌声的火炬传递是一种成功,但是今天我在伦敦街头看到了另一种成功。
不论支持和反对,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尊重中国作为奥运会主办国的权利。伦敦警方的立场很明确,谁都可以上街,但是使用暴力阻挠火炬传递的人一定会被制止。
超过2000名英国警察,在这个寒冷的周日兑现了他们的诺言。火炬刚启程时,一名抗议者就试图爬上搭载火炬的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在火炬接近诺丁山时,另一名抗议者试图抢夺火炬,他的手甚至已经抓到了火炬;不久,还有一个人冲出来,用灭火器朝火炬喷射,试图熄灭火炬。毫无例外,这些使用暴力的抗议者都被警察立即按倒在地。截至下午4点,警方逮捕的人数已达35人,但是几乎所有的暴力行为都在第一时间被制止了。
执行任务的英国警察中,既有同情中国的,也可能有反对的,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必须遵守规则。他们不是简单地拉上警戒线,挡开抗议者。而是让每一个怀着不同梦想的人,都亲眼看着火炬在他们面前通过,并且保证圣火一路不受暴力的侵犯。
英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报纸上批评政府的报道经常铺天盖地。2003年初,曾经出现一天之内百万人上街的全国性示威——反对伊战,反对布莱尔内阁。但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梦想,已成为这个国家发展中的一种常态。这没有让英国停止进步,更没有酿成过动乱。
作为一个生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我盼望我的家乡,能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将一次成功的奥运会,展示给世界上不同的声音与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们。既然伦敦都可以让对中国怀有不同看法人,共同欣赏奥运圣火,北京更有责任这样做。当世界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相信会有更多支持的声音。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为北京赢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今天英国首相布朗,顶着舆论的压力,在唐宁街10号的官邸前,亲自欢迎奥运火炬,正说明了这一点。
我自己从来无愧在外国人面前,捍卫中国平息拉萨骚乱的立场:制止暴力,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的做法。你可以不同意中国的西藏政策,但是达赖出走已经快五十年了,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不需要等到今天,至于因为中国稳定了西藏局势而抵制奥运,那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担心的是,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就盲目地封锁消息,或者感情用事地破口大骂一番,甚至挑动起仇外的情绪,这都不是自信的表现。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与世界隔绝。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加开放、成熟、豁达地面对不同的声音——有责改之、无则加勉。这个世界上,可怕的不是不同的梦想,而是没有勇气和胸怀来面对和包容。
中国驻英大使傅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她没有像很多人猜测那样,怕受到抗议者的干扰,而放弃参加火炬接力,依然带着自信的微笑出现在伦敦的街头。昨天,她在《泰晤士报》撰文表示,尽管会有抗议者企图利用这个场合(伦敦火炬传递),但奥运会依然是我们大家的奥运会。
这位蒙古族的女大使,在文中用丰富的事实,坦率而诚恳表述了自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其中却没有使用任何批评、攻击性的语言,读罢却让人点头称是。在结尾处,她说中国将努力向世界张开双臂。这是何等的胸襟,如果每个国人都有她这样的开明和修养,也许今天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偏见也就自然消解了。
奥林匹克应不应该和政治挂钩,这个争论大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从1896年顾拜旦发起现代奥运会开始,它同民族国家,同政治就没有分开过。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中国没有派代表团参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抗议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今天,我们谴责别国把奥运同政治混淆,用西藏、人权问题对中国指手画脚,并不难。也许奥林匹克真的应该是纯竞技性的,但是我们不也曾热忱的邀请和期待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出席8月8日的开幕式么?
展示中国泱泱大国的气派,不仅需要在赢得主办权时能接受世界的祝贺和赞扬,更要在世界不理解甚至指责中国时,表现出自信和宽容。如果我们只会消极地谴责外界的批评,屏蔽不同的声音,这样也许一时保住了的面子,但失去的是世界的尊重。
不经意看到路边悬挂着的广告条幅,在欢迎奥运火炬到伦敦的标语下面,有三个赞助商的商标,分别是可口可乐、三星和联想。对我触动最深的是三星,不单是为了他们在争议中坚定的表明了支持北京奥运会的立场,更因为韩国与奥运会间不同寻常的历史。
韩国决定申办奥运会时,还处在军人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朴正熙及在他被暗杀后继任的全斗焕,这两任军人总统都希望借主办奥运会之机,拉动经济,提升韩国的国际形象。然而,汉城(首尔)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韩国内外要求结束军人专制,实行宪政的呼声空前高涨,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1987年,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全斗焕宣布交权,不再竞选总统,12月,卢泰愚当选韩国首位直选总统,该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由此突飞猛进。
韩国人给当时尚处在冷战阴影中的世界奉献了一次难忘的奥运会。1988年,在那首经典的《手拉手》中,他们深情地唱道,“我们手拉手,穿越五大洲,我们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心连心,开始懂得了,打破在我们之间的那道隔阂的墙。”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社会发展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韩国,北京理应做的更好。
国内的同学告诉我,3月31日,当来自雅典的火种在北京点燃第一支火炬时,天安门广场周边方圆两公里的地区都被封闭,诺大的广场显得空空荡荡。也许他们在电视转播里看到了更庄严、肃穆的画面,但是我想告诉我在国内的朋友,今天我在伦敦,看着奥运圣火从身旁经过,尽管是在欢呼和抗议的交响中,我依然感到温暖和自豪。
愿奥运火炬一路走好,祝福北京奥运!
注:作者现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吴锋是作者笔名。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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